晚清官场有这样一位狠人，他有个外号叫 “活阎王”，在当时的权贵圈子里江西股票配资，简直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
当年在安庆的时候，他当着全城百姓的面，直接就把一名犯事的副将给斩了。后来到了合肥地界，就算是当地总督的亲侄子触犯了律法，他也半分情面都不讲，照样判了死罪送上断头台，这就是他的行事风格。根据相关资料记载，他这辈子前前后后弹劾过的大小官员有上百位，那些仗着家里有权有势到处横行霸道的纨绔子弟，栽在他手里的更是多到数不清，堪称是纨绔子弟的克星。
有趣的是，那些被他彻底得罪的达官显贵，对他恨入骨髓，切齿痛恨，然而竟无一人胆敢真正对他有丝毫冒犯。最后他安安稳稳活到了七十五岁，寿终正寝，走得平平静静，说到这里就非常奇怪了，得罪权贵，为啥还没有人敢动他？
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去世之后，家里人翻遍了屋子都找不出多余的银钱，别说什么家底了，连一间像样的宅子都没有，这个人就是彭玉麟。
彭玉麟乃是晚清官场公认的\"人形核弹\"，他这辈子干的事，随便拎一件出来都够拍三部电视剧的。但最让人上头的，不是他杀了多少人，而是他杀完人之后，那些被他得罪了个遍的权贵们，愣是连个屁都不敢放。
你说气不气人？
先给大伙讲个开胃小菜，1864年那会儿，他坐船沿长江巡查，路过安庆。船还没靠稳呢，码头上就乌泱泱跪了一片人，哭天喊地要他做主。
就说他在安庆当众斩副将那件事吧，今天给你唠唠前因后果。
当地有个姓胡的候补副将，说穿了这官衔根本不是凭本事挣来的，全靠家里掏钱捐的，就是个顶着官名的纨绔富二代。这人有个臭毛病，一喝醉酒就拿老婆出气。还不是普通的拌嘴推搡，是隔三差五就下狠手往死里打，家暴都成了家常便饭。
偏巧那天他媳妇正生着病，身子虚得连站都费劲，没赶得上给他端酒，他当场就翻了脸，抄起手里的酒瓶子直接朝人砸了过去。就这一下，他媳妇当场就没了气，好好一条人命就这么没了。
你猜这案子报到官府之后咋样？县衙的人翻开卷宗一瞅，见是个 “候补副将” 犯的事，直接就装起了糊涂，案子压着半分不敢动。为啥啊？人家上面有人撑腰，兜里又有的是钱，就一个小小的七品县官，哪敢去捋这虎须？
就这么着，一桩清清楚楚的人命案，就被硬生生晾在了那儿，没人敢查也没人敢管，一直拖到彭玉麟巡查到了安庆。
这位爷听完，连口水都没喝，直接让人把那姓胡的拎到军营里。没有三堂会审，没有\"容本官再斟酌斟酌\"，更没有\"念其初犯从轻发落\"。
验明正身，一刀。从听说到砍完，前后也就一顿饭的功夫。
安庆城的老百姓当天跟过年似的，鞭炮放了一整条街。安庆城的官员们呢？集体失眠，后脊梁骨嗖嗖冒凉风。
这还没完，同一年，武昌又爆了一桩更炸裂的案子。一个姓谭的副将，看上了自己铁哥们的媳妇。怎么办的呢？先把人抢走，后来觉得这哥们活着碍眼，干脆一刀给捅了。
杀兄夺妻，搁哪个朝代都是天理不容的事。可这案子从县里报到府里，从府里报到省里，一路绿灯，不是办案的绿灯，是压案的绿灯。为啥？这姓谭的有军功，背后有人罩着。
彭玉麟的弹劾折子递上去，跟扔进水里一样，连个响都没有。
换一般人，到这一步也就认了。毕竟官场嘛，谁还没点潜规则？你弹劾你的，我压我的，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。
但这位爷不是\"一般人\"这三个字能概括的，他直接坐船杀到武昌，带着亲兵踹开了那姓谭的大门。那哥们正搁家里喝酒呢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锁链就套脖子上了。
临死前那姓谭的还在嚎：\"老子有军功！老子有靠山！你们不能杀我！\"
彭玉麟就低头瞅了他一眼，那眼神，据旁边的人后来回忆，跟看一只蟑螂差不多。然后说了句：\"军功能抵命？\"
刀落，干净利落。好，开胃菜吃完了，上硬菜。
真正让彭玉麟这个名字刻进晚清历史DNA的，是合肥那件事。
主角叫李秋升，这名字你大概率没印象，但他叔叔你绝对听过，他就是李鸿章。那可是晚清朝堂上顶顶有权势的人物，北洋水师就是他一手拉扯起来的，门生旧部遍布朝野，势力大到什么地步？说句他跺跺脚，紫禁城都得跟着颤三颤，真不是夸张。
李秋升就是这位大人物的亲侄子，他在合肥当地的做派，搁现在讲，就是 “我爸是李刚” 的超级加强版。平时上街都横着走，看谁不顺眼抬手就打，瞧见哪家姑娘合心意，直接就敢抢到自己府里。当地的地方官呢？别说管他了，见着他都得点头哈腰陪着笑脸，比对自己亲爹还恭敬。
彭玉麟巡查到合肥之前，就有身边人私下给他递话，劝他：“彭大人，这人可是李中堂的亲侄子，这事您可得想清楚了，别硬来。”
结果你猜彭玉麟怎么说？他手里的茶碗 “咚” 地往桌上一磕，直接回了句：“他姓李也好，姓爱新觉罗也罢，跟我按规矩办事，有半毛钱关系？”
抓！审！杀！
三步走完，一气呵成，比点外卖还利索。
消息传到北京，李鸿章正在书房练字。下人战战兢兢地把事一说，李鸿章手里的笔\"啪\"就掉了，胳膊一扫，茶杯摔在地上，碎得稀烂。
旁边的人齐刷刷跪了一地，心想完了完了，这位爷要发飙了，不知道多少人要掉脑袋。
结果呢？李鸿章沉默了老半天，最后就蹦出俩字：\"算了。\"
你品品这俩字，一个权倾朝野的大佬，亲侄子被人砍了，他选择\"算了\"。不是他大度，是他真没辙。
为什么没辙？因为他太了解彭玉麟了。
你想弹劾他贪腐？人家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，家里房子漏雨都修不起。你想弹劾他结党营私？他连个师爷都不养，孤家寡人一个。你想弹劾他恃权跋扈？他连朝廷封的总督都辞了，你弹劾他什么？弹劾他官太小？
这就好比你玩王者荣耀，对面选了个英雄，没血条，没蓝条，没技能冷却。你怎么打？你拿什么打？
这就是降维打击，不是他比你强，是他压根不跟你玩同一个游戏。
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要问了：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凭什么这么横？
别急，咱往回倒带。
他爹是个基层小干部，搁现在就是个镇派出所所长。官不大，但有个特点，“轴”。在安徽干了二十多年，一分钱没贪过，攒下的工资全寄回湖南老家，买了一百亩地。
一百亩地，一年收点租子，够一家老小吃饱饭。这就是他爹能给他的全部。
结果呢？他十五岁那年，奶奶没了，全家回湖南奔丧。到了老家一看，好家伙，地没了。族里那帮亲戚，趁他们不在，把一百亩地全给吞了。
他爹去找人理论。那帮人不但不出地，还倒打一耙：\"你欠我们钱呢，哪来的地？\"
他爹一辈子老实人，哪受过这种窝囊气？当场一口血喷出来，第二年人就没了。
他那年才十六，爹没了，地没了，这还不算完。有一天他弟弟出门买盐，走在田埂上，那个占地的族人突然从旁边窜出来，一把揪住他弟弟的脑袋就往水塘里摁，嘴里还嚷嚷：\"今天非淹死你不可！\"
要不是路人拼命拉，他弟弟那天就交代了。
他妈一个寡妇，吓得当天晚上就带着俩儿子跑了。跑到衡州城里，住在书院旁边的破房子里。他白天去书院蹭课，晚上替人抄书，一个月挣不到二两银子。
二两银子，三个人吃饭。
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。一个读书人，穷到连盐都快买不起了，被人踩在脚底下，连还嘴的资格都没有。
其实他眼里揉不得沙子的硬气，根本不是凭空来的。打小时候起，家里就受过不少权贵的窝囊气，爹妈都吃过仗势欺人的亏，所以他这辈子最恨的，就是 “有钱有势就能随便欺负人” 这套歪规矩。这份恨不是嘴上骂两句解气，是实打实刻在骨头里的。
后来曾国藩筹办湘军水师，前前后后找了他好几回，想请他出山帮忙。那时候他正在家给母亲守孝，本来打定主意不想掺和。结果曾国藩一句话直接戳中了他的痛处：“你爹娘当年都是被那帮恶人欺负得走投无路，你守着灵牌尽孝，能守出个公道来吗？”
这话一下就把他说动了，当即答应出山，但也跟曾国藩把话说死：我一不图官位，二不图封赏，等仗打完了我立马就回家。
曾国藩那时候大概率以为他就是客气客气，说说场面话。结果相处下来才发现，这人是真说到做到，认真到近乎死板。
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，朝廷按功劳行赏，多少人挤破头想抢的位置，他说不要就不要。让他当安徽巡抚，辞了；封他水师提督，推了；太子少保的头衔，不稀罕；两江总督这么大的官，照样回绝；后来连兵部尚书的任命下来，他也没松口。
前前后后朝廷连发了六道旨意，他连着辞了六回，把朝堂上的人都整懵了：这人到底是来做官的，还是专门来跟官位过不去的？
实在没辙，朝廷特意给他量身设了个 “长江巡阅使” 的差事。这职位说起来没什么实打实的权力，就是每年沿着长江走一圈，巡查巡查水师的情况。
可偏偏这就是他最想要的。没实权，就没人能拿 “越权” 的由头来构陷他。有巡查的名分，他就能光明正大查沿途的官员，谁犯了法都能办，谁的面子都不用给。
旁人当官，都是铆足了劲往上爬，巴不得官越做越大；他当官倒好，一门心思往下揪恶吏贪官。这份格局，说句整个清朝找不出第二个，真不夸张。
说到这儿你肯定就明白了，为什么那么多权贵恨他恨得牙痒，却没人动得了他。他当官这些年，按规矩该领的养廉银，前前后后加起来两万多两，一分钱没往自己家拿，全上交了国库。到临死的时候，手里剩下的俸禄也全都捐了出去。
家里穷成什么样呢？住的房子漏雨了都没钱修补，一大家子挤在几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里。
他给在外地当知府的弟弟写信，定下了好几条家规，最后还撂了句狠话：你要是敢贪一文钱，我亲自过去收拾你。
后来他亲外甥犯了军纪，他真就按军法处置了，半点儿犹豫、半点儿情面都没留。
你好好想想，这么一个人，连自己亲外甥犯事都下得去手，连封疆大吏的位置都不屑一顾，战场上跟死神打过好多次照面的人，你拿什么去吓唬他？拿金银财宝收买他？还是拿权势地位要挟他？根本没用啊。
所有官场上那些花里胡哨的手段，什么拉关系、什么递条子、什么抓把柄、什么穿小鞋，到了他面前，全部变成笑话。因为他压根不在这个棋盘上，你跟一个不下棋的人怎么博弈？
那个时候民间都流传着一句话：老百姓受了天大的冤屈，不用求当地官府，就盼着彭公的船能开到家门口。
为啥大家都不找衙门说理？因为那些当官的，眼睛都只盯着权贵的脸色，根本不敢替平头百姓出头。大伙心里唯一的指望，就是彭玉麟。因为这人脑子里就认一个死理：只要犯了国法，该担的罪半分都逃不掉。你爹官位再高没用，你叔叔势力再大没用，就算你立过再多军功，在他这儿半点儿不好使。
有人说他心狠手辣，这话真没说错。但他的狠，从来都只冲着那些手上沾了人命、被老百姓恨得牙痒的恶人。活了一辈子，他从没冤枉过一个老老实实的本分人。
1884年中法开战，那时候他都六十八岁了，一身的病痛，走路都发沉，却硬撑着拖着病体赶去了前线。当时满朝意见乱糟糟的，他顶着所有反对的声音，举荐老将冯子材挂帅，最后打出了晚清那几十年里，唯一一场让人扬眉吐气的大胜仗。
可结果呢？仗明明打赢了，朝廷转头就跟法国签了和约。打了胜仗反倒要赔银子、割土地，窝囊得没法说。
他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反对，半点儿用都没有，根本没人听他的。打那之后，他整个人就垮了。不是身子骨熬不住，是撑了一辈子的那股心气，彻底散了。
1890 年，他在衡阳一间不起眼的小庵堂里离世。身边没有成群的奴仆官员，就几个跟着他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兵陪着。走了之后，家里翻遍所有家底，差点连一副像样的棺材都置办不起。
后来朝廷追封他太子太保，赐了谥号 “刚直”，也算恰如其分。而老百姓呢，自发给他修了祠堂，香火延续了上百年。
反观那些被他斩了的纨绔子弟，被他弹劾罢免的贪官，如今你再去翻史书，还能叫出几个名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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